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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华:汪世显归附对于蒙元统一的重要作用
2018-03-12 17:08:22 来源:定西新闻网 作者:王长华 【 】 评论:0

秦巩长城  南征先锋

——汪世显归附对于蒙元统一的重要作用

汪世显画像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反复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历史观”、要充分理解少数民族的“情感、意愿与主张”的重要性。但他同样也旗帜鲜明地批判对少数民族历史的夸大,他反对元朝非中国的论调(见姚大力《谁说元朝不是中国?》),也反对一些新清史学者把“中国”仅仅等同于汉文化地区,把一个前近代传统国家的属性跟国家政权所体现的所谓“族裔主权”混为一谈。

  确实如此,多年来有关元史的著作,多是立足于现当代“汉族”的视角,以蒙元“入侵”对汉文化的破坏为基准论调(参见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虽然也反映了部分历史的真实,但距离真实的历史全部,还是未免有点遗憾。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蒙元”的视角出发,怀着“同情的理解”去关照那段历史,一定会有不少新的认识。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重新观察蒙元历史,人们会发现,在公元十三世纪上半叶的“新三国”时期,即蒙元、金国、南宋三个政权的鼎革之际,西北秦巩之地汪世显集团的归附,对于蒙元统一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独撑危局

蒙哥大汗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席卷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猛烈的火炮,换来了大片的土地和财富。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军队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灭亡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军团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被征服的欧亚国家的抵抗都没有超过20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蒙元和南宋的战争中,崛起于秦、巩之地,势力范围达二十四府州的汪世显集团,在金亡后,审时度势,归附蒙元军队,父子数代,前赴后继,为蒙元军队南征巴蜀和治理四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汪世显的事迹,先后被载入《元史》、《元朝名臣事略》、《陇右金石录》、《陇西艺文集》和《汪氏族谱》等文献中。现结合多种史籍,对其军功事迹做一评述。

   在有关汪世显的各种资料中,尤以时任“河南路廉访监榷征收课税所长官”的杨奂,所撰的《总帅汪世显神道碑》一文,最为详备。

   杨奂,又名知章,字焕然,乾州奉天人(今陕西省乾县)。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卒于元宪宗五年,享年七十岁。早丧母,哀毁如成人。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欲上不果。元初,隐居为教授,学者称为紫阳先生。耶律楚材荐为河南廉访使,约束一以简易。在官十年请老。卒,谥文宪。

   杨奂为汪世显撰写《神道碑》的时间应在1243年(即汪世显的卒年)以后,1255年(即杨奂的卒年)之前。时任巩昌便宜都总帅的汪德臣(汪世显次子)听说杨奂的大名后,派帅府参议、巩昌奥鲁都总领门下潘珍,拿着行状,请杨奂为其父撰写了神道碑文。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人。在金时,就以战功而擢升为千夫长,后官至巩昌府便宜总帅。金亡后,时间超过一年,即归附蒙古,职务仍然和金时一样,被赐以金虎符,在征伐南宋蜀地的战争中立有战功。癸卯年(1243)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汪世显的祖先出自汪骨族(关于汪氏家族的族属问题,此前有许多学者的论述,因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围,此处不赘)。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西北的局势已经变得动荡不安。在此之时,汪世显凭借战功起家,擢升为千夫长。以后得到不断升迁,领同知平凉府事。金哀宗正大四年(1226),汪世显领陇州防御使,但凡进军、征讨和行政等军政大事,可以随机处置,并分治陕西西路、行六部郎中。当时,金国的西南边陲战事紧急,后勤保障十分窘迫。汪世显捐出自己的家产作为军费,率领当地豪门大族助力边疆战事。相邻各郡在他的感召下,纷纷效仿他的义举,西南边地的军饷因此而得以源源不绝。金哀宗正大六年(1228),朝廷认为,巩州(今甘肃陇西)是军事和交通方面的要地,于是,将其升级为巩昌府,改兼治中,汪世显也升任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

   当此之时,巩昌府所在周边地区在蒙军的铁蹄之下,地方政权残缺不全,人民死的死,逃的逃,一片疮痍,饥饿和瘟疫也逐渐蔓延开来。汪世显与便宜总帅完颜仲德商议后,决定率领着将士、官吏和百姓在石门一带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日夜操练兵马。一时间,“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1),蒙古军进攻金都汴京,金廷下诏完颜仲德勤王。巩昌便宜总帅完颜仲德率领一千人马勤王东下,临行前,委任汪世显代理便宜总帅之职,并叮嘱他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务以社稷为念!汪世显深深地被完颜仲德的大义所感动!他流着泪向完颜仲德保证:一定会为朝廷效力! 完颜仲德勤王东下后,汪世显担任后勤保障,将精良充足的军需物资和粮食器械,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但是,金朝的覆亡已是不可挽回之事。

完颜仲德率兵勤王,一路上备尝艰辛。据《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载:“历秦、蓝、商、邓,撷果菜为食,间关百死至汴。”好不容易见到哀宗皇帝,得知其即将北渡黄河,完颜仲德急忙上疏谏阻,劝哀宗西幸秦巩:“北兵在河南,而上远徇河北,万一无功,得完归乎?国之存亡,在此一举,愿加审察。臣尝屡遣人奏,秦、巩之间,山岩深固,粮饷丰赡,不若西幸,依险固以居,命帅臣分道出战,然后进取兴元(今汉中),经略巴蜀,此万全之策也。”哀宗不听,执意奔赴蔡州,但又担心蔡州孤城不足坚守,遂接受仲德的西幸建议,同时下诏给西北的巩昌行省粘葛完展、金兰定会四州元帅郭虾蟆,要他们做好迎驾准备。不料西幸受到哀宗近侍的阻挠,这些人在蔡州都有私产,“娶妻营业,不愿迁徙,日夕为上言西行不便。”《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西幸计划一天天拖延。不久,蒙古大军将西幸之路全部攻占,想走也不可能了。

   就这样,在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际,佞臣囿于私利而误国,君主失于决断而昏聩,金国的覆亡是难以避免的了。

   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破孤立无缘的蔡州,哀宗自杀,完颜仲德也投汝水自杀,金国灭亡,其余各郡县望风披靡,但汪世显率领巩昌军民,孤城耸立,继续坚守着。金国已经亡国三年,但巩昌一带,凭借着总帅府的军事力量,就像受到长城的护卫一样依然安全如故,使外敌不敢轻易进攻。史载,汪世显仍然奉金朝为正朔,“栅石门,为金守者三世。”(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陇右王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故国已经覆亡,这么长时间下去也不是办法,为求生路,汪世显一度想归附南宋,为此和南宋四川官员赵彦呐、曹友闻(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他愤而投笔从戎,组织民军抗击蒙军,他曾在绍定四年多次击败蒙军)往来密切。尽管宰相郑清之拒绝汪氏归附,但四川方面仍打算接纳汪氏,只是由于蒙古大军突至,四川宋军于是坐视态势发展。

   关于汪世显归附蒙古的过程,愚人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一文的注释中如此记载:“汪世显,字仲明,巩昌人,本系旺古族,原金驻巩昌地区(今甘肃陇西地区)守军统帅。绍定五年,蒙古攻围金巩昌,他多次向宋驻沔州统帅赵彦呐求降,赵为其向宰相郑清之求准,而郑不从其请,遂向蒙将阔端投降。汪世显父子后来成为蒙军侵蜀的主要将领。”

   两相参照可知,汪世显的归附蒙古,实在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但对于南宋和蒙元来说,所产生的后果却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南宋来说,等于丢失了一堵十分坚固的西北长城。而且,使原本可以成为边疆屏障的汪世显集团,转眼之间成为一股极其强悍的对手;而对于蒙古来说,则兵不血刃,使秦、巩等二十四处军民尽归其所有。更重要的是,汪氏军团在此后的蒙元南征巴蜀的过程中,充当先锋,屡立战功,为蒙古的统一全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审时度势

窝阔台汗

   却说蒙古大军在皇子阔端的率领下,兵临巩昌城下。

   早在阔端出征前,蒙古大臣耶律楚材就向窝阔台大汗建议,招抚秦巩,不要妄加杀戮。他说:“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因此,阔端决心招抚秦巩。

   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十月,蒙古大军并力进攻会州城(今甘肃靖远)。金兰定会四州元帅郭虾蟆率领军民决死抵抗,“矢尽,投弓剑于火自焚。城中无一人肯降者。虾蟆死时年四十五。”(《金史·列传第六十二·忠义四》)

   蒙古人在东西征讨的过程中,对胆敢抵抗者,实行野蛮的屠城报复。蒙古“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元·姚燧《牧庵集·卷四·序江汉先生事实》)“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一)因此,蒙古军所到之处,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下之日,野蛮杀戮,几无幸免。

   在此之前,河北大姓史秉直就是惧怕蒙军杀戮而举族归降的。刘祁《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秉直)神道碑》载:当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与其亲族谋曰:“今兹丧乱,血流成河,吾家百余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数处,或可得生,不然,无遗类矣。”既而知降者得免,乃复议降。(清·张金吾《金文最·卷一〇九》)

   阔端将汪世显屯兵的石门山寨团团围住后,派遣大将按竺尔前往总帅府,招纳汪氏投诚,按竺尔曾多次率军攻破金国的秦陇等地的州郡。汪世显将按竺尔接进帅府大堂,按竺尔详细陈述了汪世显面临的形势,并告诉他,若汪氏真心投拜,按照惯例,必须遣子到蒙古汗廷和阔端王处为质;蒙古大军出征时,必须率领所部随同出征。若同意这两个条件,阔端王绝不动秦巩一兵一卒,不拿一草一钱;而且,汪世显仍然担任巩昌便宜总帅府总帅,节制二十四州之地。

   按竺尔说的是实情。蒙古初起兵时,对于前来归附的金朝降官,承认原有的统治秩序。所谓“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时创立,未有定制。”(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

   按竺尔回营交令,汪世显立即召集诸将,当堂宣布归顺蒙军的决定。

   他严肃地对部下说:“故国已经覆亡了,我难道害怕一死吗!但千万人的性命悬在我的手中,平常时日,官居高位,享受厚禄,国亡后,为国家而死,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但其余的人有什么罪过呢?与其自杀于沟渎之间,就算一时殉节,还不如委屈自己,以纾解其他人的灾祸!”

   商议已定,于是,汪世显率领着官僚将佐和地方耆老,牵着牛羊,奉上美酒金钱迎谒蒙古大军。皇子阔端问:“本王南征北讨已经有很多年了,大军所至,无不望风披靡,只有你独自坚守,这是为何?”汪世显回答说:“臣不敢背主失节啊!在此之前,我有君父在上,如果是个卖国市恩之人,想来大王也不会原谅我的!”阔端又问道:“金亡已久,你还不降,是为谁坚守?”汪世显回答说:“大军突然到临,不知适从。我想,殿下您军威严整,武德仁义二者兼之,不会滥杀无辜,私下想,您必然能够保全全城军民,因此而愿意归附!”阔端听了汪世显的回答,非常高兴,敕令其属下严明军纪,秋毫无犯,这是乙未年(1235)冬十月四日之事。接着,汪世显在行帐中拜诣了阔端皇子,阔端赐予汪世显以章服(绣有日月、星辰等图案的古代礼服),命令他仍然担任巩昌便宜总帅一职。

汪世显的归附,使秦巩等二十四州避免了战火的浩劫,当地百姓保全了身家性命,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中尚能保有家园。军民“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皆剪荆棘、斩蓬茅为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养生息。至今西土种族殷繁。”(元·姚燧《牧庵集·卷二十一·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民国时期,漳县人韩世英将汪世显归附蒙古对于当地军民之功德,比同于齐国名相管仲:“陇西吴之珽谓:阴德积诸生民,信矣。夫世显之不死金,犹管仲之不死公子纠。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吾曰:微世显,则巩昌一道千万人祖宗之鬼馁矣。宜乎!流泽余庆,绵绵不绝。不然,彼苍无私,何独爱于汪氏哉!”(韩世英《陇右王汪世显世家》,钞本一册毛装,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南征先锋

漳县汪氏元墓出土的玉带钩

   汪世显归附后,随蒙古大军南征,他集合军士人马,跟随蒙古大军,截击嘉陵,直捣大安(大安军在今陕西勉县大安镇,是南宋保卫四川北境利州东路的重要驻军和民政地点),在此后的征战中,多次立下大功,受到蒙元朝廷的奖励和厚赏。

  丙申年(1236),汪世显担任蒙古军队的南征前锋,进军至大安军之南,思州土司田氏、播州土司杨氏率领着少数民族军队结阵驰援大安,汪世显率领轻骑五百阻击,土司军大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溃退逃走。

   大安军战役,宋蒙两军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战,以南宋名将曹友闻全军覆没而结束,蒙军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泉(即阳平关)之下,白骨山积。蒙军打扫战场,得曹友闻“遍身胆”旗及其尸,方知其已阵亡,皆相庆贺。曹友闻进士出身,曾任天水军教授,因边功而被制置使旌以“遍身胆”大旗。与蒙军战,屡获胜捷。汪世显素服曹友闻威望,赞叹曰:“蜀将军真男儿汉也!”并励礼祭之。曹友闻以一儒将能得敌手如此赞赏,足见其英勇善战(邹重华《宋蒙大战之阔端攻四川》)。当年,汪世显提出归附南宋时,曾经和曹友闻过从甚密,还向曹赠送过名马。如今,曾经惺惺相惜的好友转眼已成敌手,且各为其主,拼杀得你死我活!汪世显在大安之役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日暮,南将曹将军潜兵作犄角计,公单骑往突之,格杀数十辈。黎明,军合,殪其主将。”

   战后,阔端对汪世显进行了嘉奖,并十分感叹,赐予名马、佩刀。汪世显回来后对他的亲信说:“我已经撤除了蜀地的藩篱,即将在其腹地纵横行走了!”

   丁酉(1237)春,当时的四川遂宁还有一个相当于大军区的军事机关,名叫武信城,是遂宁府治所,总领数万兵马,更是南宋四川总额财赋所的府库所在地。汪世显率领一支蒙古骑兵,乘“灯市帖燃”之机,偷袭遂宁,将南宋四川总额财赋所储存在武信(遂宁)城里的府库钱粮掳掠一空。邻近的普州(今安岳县)、资州(今资中县)以及嘉定府(今乐山市),也先后被其军队掠夺蹂躏。

戊戌年(1238),汪世显进军葭萌(秦置县,因以为名,治所在今四川广元昭化镇)之南,都统青涧刘阻山为栅。汪世显精选数百骑兵夺栅而入,多所俘杀,得其辎众器械。汪世显乘胜奔赴资州、壁山(即今璧山)之间。南宋军队远远望见汪世显军队的旗帜,就十分惊骇恐怖,纷纷夺路奔逃。汪世显率军抄掠嘉定(四川嘉定府,地处四川省中部偏南。元升嘉定府为嘉定路,治龙游县)、峨嵋后,领军北还。

   己亥(1239)秋,汪世显的军队归属塔海节制。在进军四川的征途中,道路险阻,且又遭逢连绵大雨,行军路途常常被洪水所阻断,极为艰险。在此情势下,汪世显下令,让军士们攀着树木,沿着石阶攀登。就这样,一举攻克了开州(今重庆开县)。闻听南宋蜀军布阵于万州南岸,汪世显利用夜色的掩护,在上游埋下伏兵,而将战船陈列在万州北岸,作为疑兵,以迷惑敌军。既而,汪世显在上流,命令军队乘着皮革做的战船顺流而下,一举袭破了万州。一路乘胜追击,直抵夔峡。汪世显在返回的路上,又获大胜,南宋军队死伤惨重。进军到巫山时,又与南宋的援军相遇,再次斩首三千余级。等到来年春天,汪世显才分兵夹江而还。到了涪州(今重庆涪陵),汪世显命令尽快架设桥梁,以援助长江南岸的军队,不久就完工了。紧接着,汪世显率军围攻崇庆,守将知道难以支持,就开门投降,其他将领更不是汪世显的对手。每到阵前,汪世显经常提戈跃马,身先士卒,因此,众人多被其胆略和勇气所折服,在他的感召下,团结奋力,做到了攻城拔地,无坚不摧。由于蒙古军队为北方草原民族,很不习惯南方的溽热天气,因此,在夏天来临之际,就罢兵北归而休战。秋天,汪世显入朝觐见。蒙哥大汗历数其功,赐以金符,宠渥有加。汪世显拜谢说:“这都是陛下的威德所致,臣哪里有什么预见啊!”蒙哥汗对于汪世显的见识明智,应答得体非常赞赏,对他的功劳大加肯定。

   辛丑(1241),南宋蜀军统帅陈隆之号称有百万之众,派人送来战书。十月五日,汪世显进军成都,在城外布下阵势。陈隆之所部屡战屡败,坚壁不出,汪世显派人告诉他,让其明白顽抗到底和顺势归降的祸福利害。十二日夜,陈隆之部将田显缒(zhui)城而下,准备归降,不料被陈隆之觉察,情势非常危急。汪世显对手下说:“情况危急!”立即命名部下攀梯入城援救,军民人等跟从汪世显所部逃出者有七十余口,陈隆之被俘获后斩首。(十一月)五日,汪世显率领着五百名精锐士卒,直捣汉州(今四川广汉),守军三千人出城应战,被打得大败而归,关闭城门坚守不出。三天后,汪世显的大军集结完毕;又过了三天,汉州被攻克,汪世显发布安民告示。阔端皇子对汪世显的战功击节咨赏,田显献城有功,赐予符印。

抚理秦巩

汪氏元墓出土的玉器

   癸卯(1243)春,汪世显由于长期征战,积劳成疾,忽然接到朝廷召他入宫觐见的诏书,即刻启程,出发上路。觐见蒙哥大汗后,被赐以虎符,擢升为便宜总帅,并奉大汗手札,命其安抚治理秦、巩、定西、金、兰、洮、会、环、陇、庆阳、平凉、德顺、镇戎、原、阶、成、岷、叠、西和二十余州,事无巨细,惟听汪世显的裁决。不久,就因为所负责任重大,忧患日深,而使疾病再次发作,竟至一病不起。

   杨奂在为汪世显撰写的《神道碑》中评价道:

   汪世显器宇轩昂,识见超俗,格局宏大,志向高远,天资聪颖,仁义孝顺,奉养其母太夫人,时刻不忘。南征途中,但凡获得美酒,总要不远数千里载之而归,以奉其母。母亲去世后,处丧期间,不沾酒肉;每次致斋荐祭,都不辞劳苦。汪世显虽然以武功闻名,但喜好儒学,只要听到一点一滴的善人善举,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寻访其人其事,真诚接待,感念不已,不知疲倦。不管是失意落魄者,或者是布衣平民到来,他都解下自己的衣服,拿出自己的饮食,与之共享;这些人生前得到宾客般的礼遇,去世后得到优厚的殡葬,真是各得其所。汪世显自蜀地南征归来,车载着各种书籍数千百卷,其中,图画类的书籍就有一半以上。汪世显经常与士卒同甘共苦,就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但是,临阵之时,却号令严明,军纪整肃,无人敢轻易犯纪。南征过程中,每次攻下城池,他都怀着悲悯的心情叹息不已,招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尽快回归家园,恢复生产,务必使刑罚轻,劳役少。纵然有人不免触犯刑律,仍然力请缓期轻刑,不至于因急躁而行使暴政。因此,各地民众都能上下相安,不曾听到互相告讦之事。即使有人因为犯法而受到牵连,都能从宽议处,以宽释为怀。对于同属异主者,则多尽力购聚之;每次处理事情,都要先立规程,然后再进行处置。以至于诉讼的公堂和人员往来频繁的驿舍,都安静得和承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每次宴饮宾客,都要沐浴整衣;饮酒时,必须先颂雅歌、做投壶的游戏,然后再举杯进觞。即使是退朝闲居之时,也不放纵自己,仍然衣冠整齐。但是,在战场上,每次遇敌,则奋勇先登,拔旗斩将,勇冠三军,即使是古代名将,也无以复加。

元墓出土的元代铜镜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再一次发现,在金、蒙、宋相互攻伐的“新三国”时代,陇右豪强汪世显集团的选择和去向,对于三国的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甚至于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或许能从历史的假设中,反观历史的必然,进而从中感悟出历史前进的规律。

   对于金国而言,如果听从了完颜仲德的建议,迁都巩昌,依靠秦巩等二十四州的险要地势,再加上兵精粮足,以及汪世显等将领的忠勇善战,也许能够挽回败局,割据西北,然后俟机东山再起,逐鹿中原!但是,由于金朝君昏臣暗,纵然有完颜仲德、汪世显这样的忠勇之士,也无力回天,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这一历史契机!

   对于南宋而言,如果得到汪世显这样的地方豪强的归附,朝野上下,团结一心,那么,蒙古大军在秦陇之地,也许就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再加上余玠等著名将领在四川之地的长期经营,这样一来,南宋在西北、西南等地的屏障就会加强,与蒙古的长期对峙局面将会形成。但遗憾的是,当年汪世显提出归附南宋时,南宋四川最高统帅赵彦呐特地上疏宋廷,“为力请数四”,汪世显还与宋将曹友闻过从甚密,还给曹友闻赠送过名马(《宋史·卷四四九·曹友闻传》)。但是,南宋宰相郑清之不从其请,非常可惜地失去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至此,南宋朝野在战略远见、深谋远虑和见识气度方面,就已经输给了蒙元。后来,南宋大臣吴泳认为,蜀破之因,在于四川守将交接汪氏,他说:“四境不治,而交秦、巩;三军不结,而结十八族……卒使北人刈我边陲,突我堂奥。”(南宋·吴泳·《鹤林集·卷二十·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南宋接纳了汪世显的投诚,那么,事情还会像吴泳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退一步说,即使汪世显归附了南宋,也积极与蒙古作战,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也未必能够长久。在此之前,就有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的例子。对此,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一语道破了此中的逻辑:“对南宋来说,执意北伐的岳飞,其岳家军已近于私属军队,类于军阀,是必须被剪除的。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岳飞的意图,而是其实力;不能容许任何军阀坐大,这是宋以后帝国的一个基本生存逻辑。”(施展《大宋的幽云十六州》见《读书》杂志2017年第3期)

   在岳飞之后,还有余玠治蜀八年,边关无警,但最后还是被朝廷没收家产充公,诏夺资政殿学士职位的令人寒心的例子。因为,赵宋王朝,对于武将的忌惮,是深入到了骨子里的。试想,汪世显就算能够成为南宋王朝的“西北干城”,但他能够幸免岳飞和余玠的命运吗?

   反过来,蒙元一方,朝野上下,在军政策略、号令统一和步调一致方面,远远地超过了金国和南宋。

   在南征的过程中,蒙古军队显然吸取了一味野蛮杀戮的经验教训,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既剿又抚的方略,这对于减少战争流血,收复人心,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招抚汪世显集团的过程中,阔端皇子手段高明,兵不血刃,就招抚了秦巩等二十四州,而且,他的举措,得到了最高统治者蒙哥大汗的首肯和支持,这与金国和南宋的朝野异心,良谋不用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并且,在以后汪氏军团随蒙古大军征伐南宋的战争中,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等人,屡立战功,深得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奖赏,以至于汪氏一族,竟有“三王十国公”,累世显赫,这又与南宋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同僚之间的互相倾轧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精美的瓷器

   汪世显集团的归附蒙元,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经济意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认为,蒙元统一后,在恢复商路的过程中,有一条与蒙古用兵形势联系最为紧密的通道,这就是纵贯岷山山脉而与甘、青直接相连的西山道。这是一条循岷江上游而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又称“岷山古道”,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通,是汉唐时期成都将丝绸输往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河南道”。在唐代,这条道路的走向是:由成都西行,至彭州导江县灌口镇(今都江堰市)上路,进抵汶川县,穿过草地,即可直达陇右。唐宋时期为“西山干道”,系川茶输入藏区的主要干道。自宋代以来,因道路沿线地区为分立割据政权所阻隔,西山道基本中断。蒙古兴起后,最先征服了西夏、高昌、哈剌汗朝、西辽,继又将甘、青、陕、藏地区和成都连成一片,这样阻碍这条商贸古道开通的壁垒被彻底扫除干净了。

   凭借这条道路的开通,蒙古帝国相继在今甘、青、陕、藏等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个的军事基地,使得蜀边阶、沔,陕西凤翔、秦陇平凉、陇右巩昌、礼店文州、六盘山等地皆成屯兵重地。这样,从成都征集的钱粮物资,就可以经西山道穿越草原,输送至陕、甘地区,进而与绿洲丝绸之路相连接。据《元史》记载,在成都被占领十年后,蒙古帝国即将“成都茶”运送到京兆、巩昌,在那里设立专卖机构公开发卖。京兆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封地,而巩昌则是蒙古帝国设在陇右的重要军事基地。在这两个地方设立成都茶的专卖机构,证明此时产自成都的物资早已成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陈世松《蒙元四川与丝绸之路》)。

   历史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规律!汪世显集团的归附蒙古,是势所必然!也是历史的规律性导致的结果!这一发生在十三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历史事件,确实有着进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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