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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李璘:一位地方文史研究者的学者风范
2018-09-27 08:48:55 来源:定西日报 作者:朱红霞 吕瑞芳 【 】 评论:0

仆仆于原野探赜索幽 孜孜于案头发隐抉微

李璘:一位地方文史研究者的学者风范


核心提示

他从教30载,又先后任岷县政协副主席、副县长7年。但骨子里,他是一位学者,一位从事民间文艺及民俗研究40多年的硕果累累的文化学者。出版《耕余集》《文史漫笔》《文苑拾英》《乡音一一洮岷“花儿”散论》《花儿研究文集》《暮云集》《闲斋漫语》《退耕文存》等8部著作。

他远承《诗经》传统,偏重西北“花儿”学研究。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研究文章数十篇之多,其中论文《“花儿”源流初探》获“甘肃省十年民间文艺”论文二等奖;《有关洮岷“花儿”的几个问题》《洮岷北路“花儿”的套式》及《“花儿”称谓探源》等多篇论文提出的观点被多种论著引用,为“花儿”学界所重视;在西北“花儿”史的研究上,他提出“一源多流”的见解,在“花儿”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甘肃岷县为中国・‘花儿'之乡”,确定岷县二郎山为“中国民歌传承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同时确定岷县为“联合国民歌考察基地”,这与他的长期努力密不可分。

在秦长城研究的基础上,他向学术界提出了建立“中国古城学”的建议。他认为,中国古城学应“包括长城和卫城”两个系列。

他还醉心洮砚研究,撰写《甘肃境内的始祖砚》《洮砚自古出岷县》《古代名人与洮砚》《当今名人与洮砚》等8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洮砚的历史产地、矿带结构、雕刻艺术、图样款式、文化特色,为洮砚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治学严谨求实,对《聊斋志异》的研究精深独到,参读五种版本后,写出了聊斋故事与甘肃、与岷县、与兰州、与临洮、与平凉等地关联的9篇文章,并对《聊斋志异》中涉异篇目进行了研究统计。

他就是中国长城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李璘先生。

痴迷古城遗址

提出建立“中国古城学”建议

李璘1938年出生于岷县一个书香之家,1957年就读于兰州大学及西北师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业余时间从事文史和民间文化研究。

搞研究需要深厚丰富的学养做支撑。李璘家有藏书五六千册,最爱读的是《二十四史》《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全唐诗》。无论多忙,他都坚持每天读书两小时,每年撰文过十篇。除了读书,李璘做的另一项“功课”就是田野调查。

几十年来,他不辞劳苦,实地考察,访求古迹遗存,翻检历史典籍,借鉴史学研究成果,钩沉索隐,广征博取,去芜存精,每有所得,撰写成文。所写文章新见迭出,被多种论著称引。

在访求古迹遗存过程中,李璘对秦长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跑遍了定西境内县区实地考察,撰写了《临洮地望变迁及秦长城起址的推断》。他在该文中提出“起古迄今,共有三个地方以临洮命名。一是今甘肃岷县,二是今甘肃临潭县,三是今甘肃临洮县。北朝西魏以前,临洮即岷县;隋朝以后今临潭县曾一度称临洮;自1928年起,今临洮县才正式命名为临洮”。在阅读大量史籍的过程中,李璘发现关于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的记载,互见于《史记》的《蒙恬列传》与《匈奴列传》。他认为司马迁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且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去秦不远,元封三年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档案材料,更兼司马迁有认真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对于长城,《史记》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根据多年考察研究和查阅典籍,李璘认为“秦长城应在岷县北部山区。其根据有三:战国及秦汉时期,古临洮的地域中心应在今岷县北部;在今渭源和临洮县境内,已发现秦长城遗址多处,岷县北部地区在地域上与渭源接近;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记载,且多处互见,言辞恳切。在岷县野外作业未尽的情况下,似不宜轻易否定秦长城在岷县境内的存在”。他认为:“从结构特点来看,秦长城绝非单一墙体,而是包括墙体、壕坎、亭、障、烽燧在内的多形制结构,是体系性防御工程……在通渭县有些地段的秦长城,就是以壕沟代替墙体的”。岷县境内“虽然尚未发现秦长城的完整墙体,但包括壕沟、亭、障及其他实物并不少见”;他还到河西的瓜州、敦煌和内蒙古的古居延去实地考察汉长城,为进一步研究秦长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秦长城研究取得的大量资料和实地考察所见的基础上,李璘向学术界提出了建立“中国古城学”这样很有见地的建议。他认为,中国古城学应“包括长城和卫城”两个系列。长城系列包括历代长城;卫城系列包括历代都、府、州、县城及军垒民堡,其体系的庞大和规模的宏伟,与长城互为伯仲,可谓双璧。从防御的功能看,长城是国防防卫线,是线性防御体系,主要用于外防;卫城是“区域防卫设施,是闭合性的点阵防御体系,既用于外防,也用于内卫。”

情系乡土乡音

西北“花儿”研究结硕果

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洮岷大地,孕育了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花儿”。

李璘先生自幼生活在中国“花儿”之乡岷县,对“花儿”特别是洮岷“花儿”,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感情,加之他勤奋好学,并有长期采风的坚实功底,所以在几十年的“花儿”研究整理中,发表过几十篇有关花儿的论文和考察随笔,出版专著《乡音——洮岷“花儿”散论》《花儿研究文集》,在“花儿”源流的考辨、“花儿”的传承及民俗文化的蕴涵方面研究得非常深入,形成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关于“花儿”的起源,李璘先生认为,“花儿”的起源地在岷县与宕昌,而这里的“花儿”(即洮岷南路的“花儿”)属原生歌词,更为古老。临洮、渭源、漳县则是洮岷“花儿”的重要流行区,兼有河州与洮岷两类型“花儿”。进而提出,从地方志书的记载中,可以找到陇中“花儿”和陇南“花儿”的信息。陇中“花儿”,是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交融中形成的“花儿”类型,流行在华家岭周边地带。而陇南“花儿”,如文县、西和等县志所载的山歌词例,不仅与洮岷“花儿”趋同,而且内含“花儿”称谓:文县中寨、桥头、铁楼等乡的山歌,在结尾时加衬调“花儿哟”。“出现在歌词中的‘花儿’是喻人的昵称,在洮岷地区这种昵称正是‘花儿’称谓的本源。加衬调的形式有似于洮岷北路‘花儿’中的‘花儿哟两连儿啊’的结尾式。”所以,他认为陇南山歌就是“花儿”,而且与洮眠“花儿”有着渊源关系。

李璘先生通过研究分析形成这样的认识:洮岷南路花儿(啊欧连儿)的曲调具有比较原始的性征,是花儿中最古老的流派。洮岷北路花儿(两连儿)是由南路花儿演变而来。河州花儿与洮岷花儿特别是洮岷北路花儿之间,存在着启承联系。这一论点,当然不能视为花儿源流发展的定论,但作为学术探讨,他的研究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数十年的持之以恒的田野采风、搜集整理、分析研究,让李璘先生在花儿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论文《“花儿”源流初探》获“甘肃省十年民间文艺”论文二等奖;《有关洮岷“花儿”的几个问题》《洮岷北路“花儿”的套式》及《“花儿”称谓探源》等多篇论文提出的观点被多种论著引用,为“花儿”学界所重视;在西北“花儿”史的研究上,他提出“一源多流”的见解,在“花儿”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不仅多次应邀参加“花儿”学术研讨会和“花儿”论坛,而且在1994年筹划并促成甘肃省第五届“花儿”学术研讨会在岷县召开。10年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岷县为中国“花儿”之乡,确定岷县二郎山为“中国民歌传承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同时确定岷县为“联合国民歌考察基地”,这与李璘先生在“花儿”研究上的长期努力密不可分。

洮岷“花儿”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不论是曲调、传唱人群还是民间“花儿”会,至今还保留着原生态特征,当然也面临着域外文化的冲击,正在发生从未经历过的流变。如今原生态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需要把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兼顾起来。这正是李璘先生一直从事“花儿”研究的意义所在。他始终在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守望着属于全人类的这枝文化奇葩——“花儿”。

醉心地方文史

为定西地方史志编纂献余热

李璘先生生活的陇中大地,是闻名選迩的文物富集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留下了许多价值极高、饮誉世界的文物古迹和遗址名胜……面对这一笔笔丰厚的历史遗珍,李璘先生执著地投入到地方文史研究之中。他并非专职研究人员,也没有任何经费,只是凭着一腔赤诚,在任教从政之余,或仆仆于原野寻幽探秘,或孜孜于案头焚膏继晷,爬剔整理,考诸文献,发隐抉微,在灯下冥思苦想,发之毫端。几十年来,写下了一大批很有见地和功力的佳作,出版《耕余集》《文史漫笔》《文苑拾英》《花儿研究文集》《暮云集》《闲斋漫语》《退耕文存》等8部研究专著。

李璘先生治学,讲究学以致用。他对《聊斋志异》的研究精深独到,参读五种版本后,写出了聊斋故事与甘肃、与岷县、与兰州、与临洮、与平凉等地关联的9篇文章,并对《聊斋志异》中涉异篇目进行了研究统计。全部聊斋故事共494篇,其中志异篇目456篇,占总数的92.3%,不涉及怪异的仅占总数的7.3%,可见《聊斋》确实有“志异”的特点。他还从《聊斋志异》中八大王的故事联想到临洮的神龟园,写了《洮水八大王与临洮大王石》一文,为临洮神龟园增添了文化意味和传奇色彩。

李璘先生的文史研究不仅涉猎面广阔,而且新意迭出、才思洋溢,无论调研、考据、追踪、访古、辨误、补缺、赏析、追忆……多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真知灼见,历历可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十分重视实地考察,重视将文献史料的考证与实地调査有机地结合起来。此法可以更好地解决单纯依靠史料难以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基于唐代石堡城在今卓尼县境内的认识,他提出磨环川的具体位置及神策军驻防地点,这是唐代史地研究新见解,可谓“发微阐,开显千古之秘”。他还针对一些学者谈论貂蝉籍贯的文章指出,考察历史人物要根据历史记载,不能以虚构的“文学形象”为依据。他查阅了“有关东汉末年的任何史书”,得出结论:世间本无貂蝉女……他对民间节日的考证颇具系统性,他认为:元宵节是佛教文化(燃灯活动)与道教文化(上元节)相结合的产物,二月二龙头节源于唐代的中和节,三月清明节扫墓的风俗远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五月端午节源于“恶日”,七月七日乞巧节的形成与神话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有关,中秋节的真正由来是先秦时代的祭祀礼俗,九九重阳节在古代有登高、赏菊、饮菊花酒、插佩茱萸的习俗,腊月祭灶(过小年)并非都是二十三,在我国南方和岷县的部分村舍也有二十四日才送灶君去天庭“述职”的。他还对洮砚颇有研究,《洮砚轶事》《甘肃境内的始祖砚》《洮砚自古出岷县》《古代名人与洮砚》《当今名人与洮砚》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洮砚的历史产地、矿带结构、雕刻艺术、图样款式、文化特色。还有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割据》提交省史学会……

退休后,李璘先生心系地方文史,继续发挥余热。作为定西市属区县志评审专家组成员,他承担了大量地方史志的编纂工作。一是担任三卷本400多万字的《定西地区志》副主编,负责通稿工作。连续8年的审稿工作中,他对初稿逐字修改,进行结构调整、改写甚至重写80多万字,为《定西地区志》的顺利出版出了大力。二是作为定西市属区县志评审委员会首席专家,他还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甘肃卷•定西篇》与三部县志的评审工作,认真阅读志稿,每次评审都拿出书面意见,身不能闲,笔更难停。三是2010年应邀撰写二郎山战斗纪念碑碑文和《二郎山上土遗址》等。

读书撰文和野外考察是李璘先生业余生活的全部。“约30平方米的书斋和数千册藏书长年与我为伴。坐拥小斋,聊度晚岁,也算是较为适意的休闲生活。旧事趣闻,圣人贤达,均可开卷而遇;嬉笑怒骂,爱恨情仇,往往激发起某种共鸣。凡遇疑难,50多种字词典随时可供查阅……”这是他在《闲斋漫语》后记里描述的读书写作的闲适优雅生活情景。

闲人、闲斋,写点闲事,读书、品茗,怡然自乐。人生达此佳境,夫复何求!

Tags: 责任编辑:戴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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